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1 09:11:31作者：华严经感应网
名片成为清代人的交往方式和礼节
名片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，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。了解名片在历史上的情况，对于我们研究民俗和社会生活史，均有意义，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清代的名片。
名片，古称谒、名剌、名贴、手本等，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，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。如果细细区分，早期的名剌、名帖等，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“柬”，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，所以清人说，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，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，在此之前，古人的的片子，都是亲笔书写的，明清以后才开始“刻木印之耳。”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，这一时期，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，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，盖到特定的纸张上，已经非常方便了。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，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，因为官方对于互相“请托”，走门子，找关系进行控制，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，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。（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10月版，第259-260页。）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，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，例如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说祢衡“建安初，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，乃阴怀一剌，既而无所之适，至于刺字漫灭。”这里的“剌”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，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，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。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，汉以后始改用纸。清人赵翼曾考证说：“古人通名，本用削木书字，汉时谓之谒，汉末谓之剌，汉以后则虽用纸，而仍相沿曰剌。”（清？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30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527页。）《汉书》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，郦手中拿的“谒”，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，上写主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官职等，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，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。
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，明代名片已经风行，也讲究等级，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，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，如，同治6年（1867年）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，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，因旅途匆忙，未带名片，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，陈将下人喊来查问，回报说：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，“衣服弊陋”，要来求见，找他要名片，又没有，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，又不肯说姓名。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，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进不了门。见面后，吴又向陈解释，“本欲即行登舟，因知君在此，故特走访，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，不令随行，而忘持拜帖，乃致此窘。”（清·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卷2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4月版，第21-22页。）这里，老友前来拜会，门人不允进门，索要名帖之类，而老友相见后，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，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。
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，朱克敬《暝庵二识》：新点翰林就职后，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诸前辈，称之为“大拜。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，到前辈府上投递，叫做“求面”。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，“京署各官，最重资格，其中若翰林、若御史，以及内阁中书、军机章京、吏部、礼部司员，对于同僚之先进者，不论年齿，皆称前辈。初谒时，必具红白柬三份，登堂拜见，执礼惟谨”。（清·朱彭寿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卷1，中华书局，清1982年2月版，第168页。）
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，亦多用名片，此风起源于宋，但以清代为盛：按照惯例，初一这天，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，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，京中士夫贺正，皆于初一元旦，例不亲往，以空车任载一代身，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，裁成二三寸的小片，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，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，“各门遍投之。谓之片子。”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。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：“是日也，片子飞，空车四出。”（翟灏：《通俗编》卷1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20页。） 节令时空车往返，片子满天飞的情况，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，成为一种虚礼。至亲好友则不同，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说，“大凡泛交，止雇人力投剌，名曰飞片。”而至亲好友，往往用大红名片，对于亲尊长辈，还是登门亲自拜贺。而且，也不限于北京，“大抵南方各省皆然”。
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，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，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。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。清？龚炜《巢林笔谈》卷三：徐乾学退休后居乡，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，有一次，他坐轿子出行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，徐眼睛不好，一时没有看见，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。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，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，到会者使用名片，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：《清稗类钞》载“宾至时，必先投名柬也”。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，往往加以黑框，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。可见，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，如拜见、道歉、道谢、请托、婚丧、道贺等均有使用。
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，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。明代亲王的名片，例不称名，有书王者，有书别号者，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。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，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，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，别的什么也没写，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，写什么都显得多余。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。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，如学生拜见业师，下级拜见上级，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，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。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，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。清？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嘉庆时，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，皇帝问他，“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，庄的官职比蒋小，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，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，回答说”没见过”。皇上连问了三次，他都回答说没见过，皇上不禁有些怒气：“你真太糊涂，作为江南武官来京，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？”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。赶忙连声回答说“有，有，有。”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。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，浑身都已经汗透了。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庄道出了其中缘故：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，或蒋中堂，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，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，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？有时候，地位较低的人，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，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，户部一书吏求见，递了一张名牌上去，“贺喜求赏”。虽然这个书吏求见，本来就是别有所图，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，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，“否则谈何容易得 见一福公哉！”（清？欧阳兆熊、金安清《水窗春呓》卷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3月版，第53-54页。）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。
清初的名片，沿明末旧习，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，但很快就被禁止。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，投递名片时也互相“称盟称社”，表明是同党，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。清初时，人们互递名片，仍沿明末旧习，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，虽与当时政治有关，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，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。
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，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。清人翟灏：《通俗编》说，当时有的人访友“偶无名帖及纸笔”，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十分好笑。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。
清初的名片名帖，沿明末之制，以二三寸者为多，清末则多六七寸长。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：“名片，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，纸长恒径尺，书擘窠大字，无空隙。”（清·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，第6019页。）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，清中叶以后，一般是请名人，书家写好，刻成印戳，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。
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，清初沿用明末习惯，而后历有变迁。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，往往上书“某某拜”，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，但康熙以后，改为“某某顿首”。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，朝臣献媚，避其名讳，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。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，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“拜”字，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“顿首”二字。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，常用“恭惟大人”四字，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，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“仰维”或“辰维”等字眼。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，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，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，名片中皆称“伯相”。一个“拜”字之变化如此，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。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“社”、“盟”之类字眼后，名片上多用“年家眷”三字，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，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：“也不论医官道官，也不论两广四川，但通名一概年家眷。”（清·王士禛《分甘余话》卷2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2月版，第46-47页。）与“社”、“盟”遭到禁止相类似，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、录取等官员，自称“门生”，也被禁止，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，很容易于成为门派，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。所以顺治后，无门生之称，后来改用“受业”、“侍生”、“晚生”、“同学”、“同学弟”等称呼。同学这一称呼，按清人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中的考证，始于顺治时人黄太沖，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、文符等交往，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。
大体上，清初以降，名片上的称呼，用“年家”、“世家”、通家、眷弟、如弟等为普遍情形。后来亲戚称姻，世交称世，同年只称年愚弟，而去家字。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，也称同学弟等等。此外，子侄之师，则互称“通家弟”。同门友称“门愚弟”。督抚与司道名刺称“愚弟”，与府厅称“寅愚弟”，州县官与生监、盐商等商人，也称“年家”、“眷弟”等。
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，不免成为钻营，请托的工具，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。以至有显贵、士绅的名片，被用来包揽词讼、鱼肉乡里，欺压良善。道光间，杭州等地，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，有时，显贵之本族、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，地方官也往往要给些面子。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，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，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，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《红楼梦》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，名片夹在卷中，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，或是某老爷的关系，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，相互照应。段光清在《镜湖自撰年谱》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：
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，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。有次，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，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，他觉得“未存绅士体面”。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，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，送到了杭州府。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，并交待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，给足这个乡绅面子。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，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，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，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，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，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。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，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，于是将轿夫带了来。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，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，根本不象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，段心里明白，这事无非是乡绅的诬告。他问轿夫：“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？”答：“今年才来的”。“赵家有几个婢女？”答“小人很少进府，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。”“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，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几个婢女？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：“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，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，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。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，小人也认了，情愿不要工钱了。”段光清断定轿夫所说必是实话，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，你只要不承认奸拐，虽然也会受责，但不至于治罪，轿夫叩头而去。赵家听说此事，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，说这个官太“庸懦糊涂”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，先用刑后审问，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，只不过是讨工钱，不尊重赵大老爷。县官也无可如何，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。但此后，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，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。
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，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，觉得丢了面子，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，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。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，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，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。而类似的审案情形，在当地是所在多有。绅缙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，包揽词讼，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。
名片，古称谒、名剌、名贴、手本等，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，在唐以前就很流行了。如果细细区分，早期的名剌、名帖等，有一些的内容更象今天人们所用“柬”，与后来的名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，所以清人说，象后世所用的这种写着姓名的小片，是从明末开始盛行的，在此之前，古人的的片子，都是亲笔书写的，明清以后才开始“刻木印之耳。”以我们现在见到的资料，这一时期，中国人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，刻成一个小版来印刷，甚至如今天人们盖印章一样，盖到特定的纸张上，已经非常方便了。至于应用此种小名片的原因，记载中说是始于崇祯时期，因为官方对于互相“请托”，走门子，找关系进行控制，所以人们来往时常常使用这种小名片，投送起来比较方便罢了。（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10月版，第259-260页。）但就其大体用途而论，早期名剌与帖子是可以视为名片的源头的，例如《后汉书·祢衡传》说祢衡“建安初，来游许下。始达颍川，乃阴怀一剌，既而无所之适，至于刺字漫灭。”这里的“剌”，就是怀里揣着的一张名片，由于长时间没能结交到达官贵人，以至于剌上写的字都掉光了。早期的名片用木或竹制作，汉以后始改用纸。清人赵翼曾考证说：“古人通名，本用削木书字，汉时谓之谒，汉末谓之剌，汉以后则虽用纸，而仍相沿曰剌。”（清？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30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版，第527页。）《汉书》中讲到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中，郦手中拿的“谒”，实际上就是竹制的名片，上写主人的姓名、籍贯、官职等，甚至还写上要办的事情，应当说已经具备了名片的一般功能了。
以我们所见到的情况来看，明代名片已经风行，也讲究等级，至清则已成为上流社会约定俗成的交往方式与礼节了，广泛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在日常交往中成为一种常例，如，同治6年（1867年）著名文人陈其元任上海厘金局提调，有同乡故友吴昌寿来访，因旅途匆忙，未带名片，与陈府下人在门前发生纠葛，陈将下人喊来查问，回报说：有一个武官模样的人，“衣服弊陋”，要来求见，找他要名片，又没有，只说与大人是几十年前的好友，又不肯说姓名。这个穿着有点糟糕的老友，因没有名片之类的东西，就是进不了门。见面后，吴又向陈解释，“本欲即行登舟，因知君在此，故特走访，带来三仆方打叠行李，不令随行，而忘持拜帖，乃致此窘。”（清·陈其元《庸闲斋笔记》卷2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4月版，第21-22页。）这里，老友前来拜会，门人不允进门，索要名帖之类，而老友相见后，也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带拜帖，可见名帖在清代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必要礼节了。
名片也是清代官场交往的重要工具，朱克敬《暝庵二识》：新点翰林就职后，叫人拿著名片遍投于诸前辈，称之为“大拜。随后还要亲自拿着三张名片，到前辈府上投递，叫做“求面”。投剌成为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，“京署各官，最重资格，其中若翰林、若御史，以及内阁中书、军机章京、吏部、礼部司员，对于同僚之先进者，不论年齿，皆称前辈。初谒时，必具红白柬三份，登堂拜见，执礼惟谨”。（清·朱彭寿《安乐康平室随笔》卷1，中华书局，清1982年2月版，第168页。）
京中上流社会年节相贺，亦多用名片，此风起源于宋，但以清代为盛：按照惯例，初一这天，官场中人往往派一辆车子，叫人到官场来往人家投名片拜年，京中士夫贺正，皆于初一元旦，例不亲往，以空车任载一代身，遣仆将当时片子用流行的梅笺纸，裁成二三寸的小片，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与职司和所住地址，不管平日里认识与否，“各门遍投之。谓之片子。”这就是清人以名片代作拜贺工具情形。以至于有人戏作小令对此进行嘲讽：“是日也，片子飞，空车四出。”（翟灏：《通俗编》卷1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20页。） 节令时空车往返，片子满天飞的情况，实际上多是指的泛泛之交，成为一种虚礼。至亲好友则不同，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说，“大凡泛交，止雇人力投剌，名曰飞片。”而至亲好友，往往用大红名片，对于亲尊长辈，还是登门亲自拜贺。而且，也不限于北京，“大抵南方各省皆然”。
名片在清代的使用也不限于年节相贺，如前述陈其元老友相访之类，日常交往中多有用之者。大学士徐乾学曾用名帖向人道歉。清？龚炜《巢林笔谈》卷三：徐乾学退休后居乡，对于乡间邻里十分谦下，有一次，他坐轿子出行，有一个老秀才从旁边经过，徐眼睛不好，一时没有看见，知道后就叫人拿了自己的名帖上门致歉。清人婚丧嫁娶中也常用到名片，如清末有丧家开追悼会，到会者使用名片，已成为丧礼中的一个环节：《清稗类钞》载“宾至时，必先投名柬也”。不过丧事时或丧家使用使用名片，往往加以黑框，与平时所用略加区别。可见，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极广，如拜见、道歉、道谢、请托、婚丧、道贺等均有使用。
名片作为等级社会的一个产物，也必然打上等级的烙印。明代亲王的名片，例不称名，有书王者，有书别号者，用以表现名片持有者地位的尊贵。清代虽未见到此类明确记载，今天我们见到的李鸿章的名片，只印了李鸿章三个大字，别的什么也没写，因为他在晚清时期名气太大了，写什么都显得多余。这与明代亲王名片的情况多少有些类似。清代名片在等级制度仍然有所反映，如学生拜见业师，下级拜见上级，常常要先投片等待接见，而上级则一般不会给下级名片。有个例子说武将不识上官，是因为从未接到过上官的名片。清？梁章钜《浪迹丛谈》卷三记载了有这么一个故事，嘉庆时，京口参将庄芳机进京觐见皇帝，皇帝问他，“你从江南来的时候可见过蒋攸铦，庄的官职比蒋小，从未直呼过蒋的名字，一时想不起这个蒋攸铦是谁，回答说”没见过”。皇上连问了三次，他都回答说没见过，皇上不禁有些怒气：“你真太糊涂，作为江南武官来京，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？”庄这才想起这个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司江南总督。赶忙连声回答说“有，有，有。”皇上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。庄芳机从皇上的内庭出来，浑身都已经汗透了。有朋友后来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庄道出了其中缘故：我平常只晓得我只晓得江南总督，或蒋中堂，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，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联一扇，那知他的大名叫什么蒋攸先蒋攸后乎？有时候，地位较低的人，要递一张名片到封疆重臣的手中，也要花费巨额的贿赂。乾隆时福康安征西藏归京，户部一书吏求见，递了一张名牌上去，“贺喜求赏”。虽然这个书吏求见，本来就是别有所图，但这一张名片递上去，他前后也花费了十万两银子，“否则谈何容易得 见一福公哉！”（清？欧阳兆熊、金安清《水窗春呓》卷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3月版，第53-54页。）由此亦可概见当时官场风气。
清初的名片，沿明末旧习，偶有涉及社会政治生活，但很快就被禁止。明末社会上知识分子之间即使是从未见过面，投递名片时也互相“称盟称社”，表明是同党，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风气。清初时，人们互递名片，仍沿明末旧习，此种政治盟社的风气，虽与当时政治有关，主要的还是沿袭明末党争而形成的派别，顺治时即遭严厉禁止。
上流社会广泛使用名片，也会对一般下层社会造成影响。清人翟灏：《通俗编》说，当时有的人访友“偶无名帖及纸笔”，就用土或石灰等在人家的壁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十分好笑。可见上层社会使用名片对一般民间的影响。
清初的名片名帖，沿明末之制，以二三寸者为多，清末则多六七寸长。特殊情况下也有长短过尺的大名片：“名片，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为最大，纸长恒径尺，书擘窠大字，无空隙。”（清·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7月版，第6019页。）清初尚有人亲笔书写，清中叶以后，一般是请名人，书家写好，刻成印戳，盖于不同颜色的笺纸上。
名片上所书的内容与称呼，清初沿用明末习惯，而后历有变迁。明末士大夫之间投名片，往往上书“某某拜”，清初沿袭了这个字眼，但康熙以后，改为“某某顿首”。据说是康熙初鳌拜专权，朝臣献媚，避其名讳，引得社会上名片的称呼发生变化。也有传说是因为雍正间鄂尔泰当权时，鄂的父亲名字中有一“拜”字，人们为了避讳而改用了“顿首”二字。在下级给上级的名片中，常用“恭惟大人”四字，后来乾隆时庄有恭名重一时，僚属递给上官的名片中就改用“仰维”或“辰维”等字眼。惯例称大学士曰中堂，后来晚清时左宗棠为陕甘总督，两省官吏避宗棠二字，名片中皆称“伯相”。一个“拜”字之变化如此，可见清代社交礼仪之繁琐。自从顺治间禁止士绅官员于名帖中用“社”、“盟”之类字眼后，名片上多用“年家眷”三字，也不管是不是同年科考登第的人员，以至于有个戏子拿这个事编成了歌谣：“也不论医官道官，也不论两广四川，但通名一概年家眷。”（清·王士禛《分甘余话》卷2，中华书局，1989年2月版，第46-47页。）与“社”、“盟”遭到禁止相类似，晚辈学子对于学官及科举考试中阅卷、录取等官员，自称“门生”，也被禁止，因为生员人等与老师之间关系亲密，很容易于成为门派，为清朝统治者所忌讳。所以顺治后，无门生之称，后来改用“受业”、“侍生”、“晚生”、“同学”、“同学弟”等称呼。同学这一称呼，按清人王应奎《柳南续笔》中的考证，始于顺治时人黄太沖，他与当时名士沈寿民、文符等交往，名片中最早使用同学的称呼。
大体上，清初以降，名片上的称呼，用“年家”、“世家”、通家、眷弟、如弟等为普遍情形。后来亲戚称姻，世交称世，同年只称年愚弟，而去家字。老师与门生称通家生，也称同学弟等等。此外，子侄之师，则互称“通家弟”。同门友称“门愚弟”。督抚与司道名刺称“愚弟”，与府厅称“寅愚弟”，州县官与生监、盐商等商人，也称“年家”、“眷弟”等。
名片作为一种社交方式，不免成为钻营，请托的工具，甚而成为诉讼时的请托形式。以至有显贵、士绅的名片，被用来包揽词讼、鱼肉乡里，欺压良善。道光间，杭州等地，豪绅与显贵往往将名片作为打官司时的背景资料夹在案件的卷宗里，有时，显贵之本族、亲友也多借其名片夹于卷宗，地方官也往往要给些面子。道光时任县令的段光清初次审案时，见到卷宗里有一张当地乡绅的名片，就问衙役是怎么回事，那衙的回答很有些象《红楼梦》中贾雨村审案时那个小衙役的回答，名片夹在卷中，无非是表明这是某老爷所托，或是某老爷的关系，叫县令在审案时给面子，相互照应。段光清在《镜湖自撰年谱》记载了他当时在杭州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：
当地有个姓赵的士绅，与杭州知府等官员素有交往。有次，他家里的一个轿夫因为强讨工钱，大概是当着外人的面找他要钱，他觉得“未存绅士体面”。于是诬告轿夫奸拐他家里的婢女，在状子中夹了张名片，送到了杭州府。府里将案子发到县里审，并交待一定要严惩这个轿夫，给足这个乡绅面子。段光清当时只是一个候补县令，当时县令认为这只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，只要严惩轿夫就可了事，所以请段光清来审案，想叫段对这个轿夫用刑，叫这个轿夫承认奸拐了人家婢女就可结案。段光清是个官场的新手，也不愿意不问情由就定案，于是将轿夫带了来。轿夫带上来时就已上了枷锁，一看就是个粗笨之人，根本不象个奸拐人家婢女的油滑之徒，段心里明白，这事无非是乡绅的诬告。他问轿夫：“你来赵家干活多久了？”答：“今年才来的”。“赵家有几个婢女？”答“小人很少进府，不知他家有几个婢女。”“赵家控告你奸拐他家婢女，你还说不知道他有几个婢女？下面的回答更让段觉得不该让他顶上奸拐重罪：“小人只是当面向赵大老爷要工钱，已被老爷责骂了几次，而且说要把小人送到衙门治重罪。现在老爷要责罚小人，小人也认了，情愿不要工钱了。”段光清断定轿夫所说必是实话，交代轿夫以后如果是别的官来审你，你只要不承认奸拐，虽然也会受责，但不至于治罪，轿夫叩头而去。赵家听说此事，马上到杭州府那里告段光清，说这个官太“庸懦糊涂”。后来换了县官亲自审问，先用刑后审问，轿夫始终不承认有奸拐之情，只不过是讨工钱，不尊重赵大老爷。县官也无可如何，最后只好把轿夫责打一顿了事。但此后，有卷宗夹了名片的案子，再也不叫段光清来审了。
这个审案的经过十分典型，地方劣绅仅仅因为轿夫当面向他讨要工钱，觉得丢了面子，就诬告轿夫奸拐其婢女，并于案卷中夹杂名片。而地方官按惯例也会重治轿夫，只是遇到了段光清这个不识官场惯例的新任候补官员，这个轿夫才逃过了一劫。而类似的审案情形，在当地是所在多有。绅缙乃至其亲属等人经常用他们的名片夹杂于案卷之中，包揽词讼，社会的黑暗由此可见一斑。
